在日本人的字典里，“忠”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甚至可以说，“忠”就是日本文化的重要基石。

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，“忠”一般与“孝”相连，但中国人似乎更重视“孝”。然而古代日本在与中国的长期交往中，似乎学到了“忠”的真谛，并把其转变为日本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保证。

日本人无条件地忠于他们的天皇，即使天皇的族系在日本已经延续了2600多年。在日本人眼中，天皇就是太阳神的直系后裔，忠于天皇就是忠于国家。

与中国历史不一样的是，日本的天皇自上位以来，从未被推翻或替代，直到公元八世纪末，对应中国是在唐朝中叶，幕府时代来临，天皇被有权有势的幕府架空，成为没有实权的精神领袖。但是，有趣的是，在长达六七百年的幕府统治中，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取代或者废除天皇， 1868年，明治天皇开始改革维新。

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，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背叛与篡权，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。

日本很好地将中国儒家的“忠”思想与天皇崇拜结合在一起，而后又将“武士精神”与“忠”结合起来，最终形成了忠于天皇的“武士道精神”，而这种精神也造就了日本后来的道德规范，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世界的主要推动力。

在中国文化中，中国人十分重视中庸的思想，在对于自身本性的约束和张扬中间，总能找到中间的平衡点，以期达到个人境界的提升。中国人讲求“仁”，而“仁”意味着自我克制和牺牲，只有“成仁”才能“爱人”，而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则是中国人实现“仁”的具体表现。

与中国一样，日本也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。唐朝时，日本曾大规模派遣遣唐使前往中国系统地学习各种礼仪和文化，“仁”也被一并引入，然而却在日本受到了排斥。

在日本人看来，如果作为保护领主和将军的武士，一旦被“仁”所俘获，就会失去战斗力，不会再为领主和将军所用，甚至会出现僭主的情况，不利于自己的统治。因此，另一种文化特质代替了“仁”，那就是“恩”。

“恩”的出现，其实与“忠”密切相关。“忠”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信仰，对天皇的信仰，而“恩”则是一种情感上的顺从。日本人很重视“知恩图报”，只要受了他人一点点的恩惠，就会牢牢记住，希望以后有机会报答。

这种根深蒂固的报恩思想，就像一把巨大的枷锁压在日本人的心里，感觉像是亏欠了全世界的恩惠和人情，但是这种压力又没有合适的出口可以排解，由此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问题，这或许就是日本人极度矛盾的原因之一，也或许是日本自杀率常年位居世界前列的原因之一。

在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的镜头下，自我牺牲和承担道义是十分常见的主题。他在保持自我风格的前提下，将最真实的日本社会和文化展现给全世界。

日本文化中“道义”或者“情义”是非常重要的，重要到甚至不惜伤害自己也要获得谅解。这种“义”追求一种秩序性，一旦双方接受，就无法更改。日本文化中“义”似乎是一种个人必须对他人或社会承担的责任，这种责任无法转嫁消除，必须完成。

其实这种“情义”与上面的“恩”关系密切。在日本人看来，既然我有恩于你，就是我施与你情义，你就要无条件地顺从和服从我。

反观中国文化中的“义”，更多的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，是以相似或相同的价值取向为基础的相互敬重。“义”的发生与“仁”息息相关，有情有义的人总是品行端正。

日本文化的另一个特质是“耻”，可与中国文化中的“耻”不一样的是，日本文化中的“耻”是没有罪恶观念的。

孔子曾说，“知耻而后勇”，孟子也说，“人不可以无耻，无耻之耻，无耻矣”。在中国人看来，一个人之所以会做恶，会犯罪，是因为他缺乏羞耻心。而在中国文化中，恶的存在使得“耻”有意义，只要能停止做恶，幡然醒悟，羞耻就会成为向善的动力。

日本人认为，会让他们感到羞耻的只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受到了恩惠而无法报答，也就是“恩”被辜负；另一种是不能遵守承诺，也就是“义”被辜负。而消除耻的方法也有两种，“自绝”与“复仇”，前者是让自己毁灭，感受不到耻，后者是让对方毁灭，消除耻的来源。

日本人通过“自绝”和“复仇”，获得了一种受虐的快感，这种快感来自于肉体的痛苦，甚至精神上的痛苦，而日本人并不以此为苦，将其作为某种愉悦的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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