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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6-27 17:30
UCLA—无数学生的梦校，也是蔡康永的。
康永是1990年获得UCLA电影电视研究所编导制作硕士学位，其出的几本书上或多或少的提到了他的这段留学的经历。蔡康永在《LA流浪记》中详细记述了自己在UCLA的经历。下文的部分内容摘自1998年《痛快日记》，里面的一段康永回味自己念电影研究所时写的随笔。较《LA流浪记》，更实在更明白地说明了他为何求学以及感受，希望对正在申请留学的小伙伴们有帮助。
每次翻书，看到写书的人自我介绍的部分，心里就忍不住纳闷——“这些家伙，除了从一个大学毕了业、再从一个研究所毕了业、再进了另一个大学去教书之外，他们这辈子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没发生过吗?”
很多爱写书的蛋头学者来说，事实的真相，恐怕正是如此——他们的人生，除了分别用A大学、B大学、C大学来当坐标之外，的确没有更理想的标点符号了。
然而，不可否认的，这些人会这么心甘情愿、而且理直气壮、而且与有荣焉的，勇敢把以大学为坐标的人生地图，公布在大家的面前，一定是因为——这么几所大学的名字，总能够代表些什么吧，总能够证明些什么吧!是啊!大学的名字，到底能够代表些什么?到底能够证明些什么?这样的问题，一旦被提出来，就好像是当着气象播报员的面，问他那张看起来很了不起、实际上模模糊糊的卫星云图，到底是在搞什么鬼一样。
我有位好朋友，是美国一所叫“哈佛”的大学的博士。我这好友，在爱情上过得不顺利，大家就总会努力帮他找些可能的对象。可是每次到了要安排见面时候，他就会很干脆的回绝：“嗳呀，人家不会对我有兴趣的啦!”这时就必定有人会加油打气：“没兴趣?!是哈佛的博士耶!怎么可能没兴趣?!”我这好友也就必定会回答：“哼!博士又怎么样?!哈佛又怎么样?!”
是啊。气象播报员，自己开口了，“哈佛又怎么样?”我自己从一进大学开始，就觉得——“这个地方不对劲”!(蔡康永本科就读于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)当然并不是说有鬼。有鬼没什么不对劲，很多大学都有鬼。不对劲的，是我遇到的大部分学生，还有大部分老师，表面上都煞有介事，骨子里都恍恍惚惚，不知道大学到底是个干什么的地方。
我的同学，多半表现的态度是：大学，是人生第一次没有人盯在后面管的地方。
我的老师，多半表现的态度是：大学，是老师唯一不用盯在后面管的地方。
这并没有什么不好。
事实上，大学的消极功能，本来就有一大重点是培养互相尊重的原则：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，学科与学科之间互相尊重。
不过，我会感到不对劲，是因为这种“大家不管大家”的局面，竟然就是“大结局”了，接下来，没有了。
大家不管大家，就是这样了，你被当掉也没人管，你不好好教书也没人管。
连人格展示的机会都没有，更不用说人格的养成了。
你有机会展示的，是打撞球的技术、投资股票的灵敏、避孕的花招、摆地摊的口才。这些东西。
偏偏我认为，大学的一项重要的目标，应该是养成人格，而不只是“养人”而已。
于是在这样的大学气氛里，我当然是关起大门过我的日子。所幸我念的大学，校园超级美丽，起码比美国好几家名校都美，让我能够以开阔的环境，做为自闭的居所。就是因为在台湾的大学，见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局面，所以我挑选研究所阶段的美国大学时，就特别注意这些学校从招生阶段开始，是否就已展现了不同的理念和风范。
下手一查美国各研究所概况，立刻发现老牌名校几乎全部不设研究所阶段的电影课程，原因无他，一言蔽之——他们觉得拍电影算不得是殿堂上的学问。就拿常春藤诸大盟校来说，当中就只有哥伦比亚大学一家，心不甘情不愿的设了一门“导演学与编剧学”的专业硕士学位，算是过滤掉拍电影过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术部分，当然，也同时节省了惊人的硬件器材费用。我还记得那时坐镇该研究所的，正是以《飞越杜鹃窝》和《阿玛迪斯》威镇影坛的大导演米洛斯福曼。
其实不要说是雄霸美国东北角的这些老名校，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级的大校如普林斯敦、柏克莱、西北、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等等，也都最多只肯设立电影理论的相关研究所，没兴趣把拍电影的学问，开成专门的研究所。于是我申请研究所的方向当然也就转向一批较年轻的大学，这些大学中，也颇有几所名气大、而且电影研究所也够顶尖的学校。
一般公认美国在电影摄制研究所方面排名最前的几名，无非就是下列这几家比来比去——位于好莱坞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、南加州大学、纽约大学、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。我在向这几所学校索取申请书与学校简介的时候，就开始发现各校不同的理念，而且各有根据，相映成趣。拿我后来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，我就发现他们虽然每年申请进入电影摄制研究所的人超过六百，而名额只得三十人，但他们在筛选时，却不重视拍电影方面的经验，而是以你的创作潜力，做最优先的考量。
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，当然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。像该校对我这样一个外国学生所知不多，就给了我学费全免的优惠;或者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;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;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各类职位，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强硬原则。
所有这些经历，都使我相信了大学理念，并非日趋缥缈的空谈，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课程设计、靠号召人力、靠资金运用来逐步架设完成的。
我的性格，受困于体制的可能，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。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，我很扎实的受了惠，原因很简单——那个体制，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、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。
大学之所以能“大”，大学之所以能“学”，都源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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